在越南官员和百姓的心中，胡志明是伟大的民族英雄，是把自己的一切，都丝毫没有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英明领袖。

  胡志明的崇高品德和清正廉洁的作风，使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。胡志明的个人生活也是一部很有说服力的教科书。

  越南的主席府，在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是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，建于1900年至1906年，总面积约14公顷。

  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，首都河内于1954年10月10日宣告解放，胡志明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，从越北战区回到了首都河内，同年12月进驻了主席府。

  但胡志明不肯住进主席府的大楼，他说自己既不是“总督”，也不是皇帝，身为一个贫穷国家的主席，没有权利享受高于百姓中等水准的生活。

  这里共有六个房间，工作人员把每个房间都布置得妥贴、周到。桌椅、沙发、衣柜、弹簧床、卧具等一应俱全。

  大约一个月后，工作人员请前去察看。一天下午，看后，没有表态。又过了两天，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遵把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叫去，让他们去见长征。

  长征对两名工作人员说：“昨天对我说，他已经看了大家为他准备的住处，感到桌椅、床柜、茶具等都是全新的，太奢华了。胡伯伯说，购置这么多东西，都是不必要的，而且破费。”

  “我们刚刚接管旧政权，家里只有一个空保险柜，有多少事情需要开支。胡伯伯的住处只需有和在越北根据地一样的东西就够了。”

  “胡伯伯还嘱咐，要把已经为他准备的东西送给中央招待所，用来接待客人，特别是外国客人。胡伯伯还说，没想到八年抗战中养成的简朴的生活方式，竟变化得如此之快。”

  长征又说：“我的缺点是没有去察看为胡伯伯准备的住处，让胡伯伯分心。请你们同政府办公厅商量，为胡伯伯的住处做好妥善安排。”

  “你们已经知道胡伯伯一贯的意思了。并非胡伯伯不懂得高楼大厦和齐全的设备好，而是我们的祖国还穷，人民生活还很苦，胡伯伯艰苦、节俭的作风很可以让我们深思、学习。当然，你们去准备的时候也要考虑胡伯伯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也会有客人，因此既要简朴，又要大方。”

  于是，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年印度支那总督府内法国电工居住的三间平房。征得的同意后，分别作为的办公室、卧室和用餐间。

  里面的用具都是现成的，只是单人床没办法找到，只得到街上去买。由于这件事发生在1954年，后来人们便习惯地把这三间平房统称为54号房。

  平房的条件自然很差，夏天屋外的水泥地面被烈日照晒得发烫，炙热的空气反射到室内，使室内异常闷热，只得用芭蕉扇扇风。

  外交部领导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，便从国外采购了一台空调机送给。一天上午趁外出，工作人员把空调安装在了室内。

  所说的臭味儿，并非真正的臭味儿，而是因为空调机内有一个自动喷放香水的装置，空调开机后，雾状的香水会自然喷放出来。

  听胡志明这样问，管理人员只好把装空调的事如实作了汇报。听后未多说什么，工作人员以为问题已解决。

  但到下午，把管理人员找去说：“请你们把这台空调机给河内面粉街医院的伤病员送去。那天我去看望他们时，感到那里很热。至于这里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而且中央其他领导也都没有空调机，我为何需要有？”

  一天深夜，醒来，听见不远处有“唰唰”的声音，便起身朝有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原来是环卫工人在用大扫帚清扫马路上的落叶。

  看在眼里，后来访问中国时在海南岛看见一种四季不落叶的树，便特意带回几棵栽种在主席府54号平房门前。

  他嘱咐有关部门要把这几棵树种好，然后推广到各地，这样环卫工人便不必夜间起来清扫落叶了。至今人们仍可在54号平房门前看到这几棵不落叶的树。

  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去的“官邸”拜会。推说他与伏罗希洛夫每天都见面，不必讲求礼宾形式，以此婉拒。

  但伏罗希洛夫坚持要去，只好尊重客人的意愿。伏罗希洛夫到现场一看，心里说：简直就像我们国内那栋大楼的门房。

  说：“亲爱的伏罗希洛夫，真对不起，让您屈尊光临。我这里非常简陋。这里是我的工作室，旁边那间是卧室，只能一个人住。你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……要不就直接在草席上坐吧。”

  事后伏罗希洛夫对苏联翻译费德林说：“假如这都是真的，我简直要去钻地洞了。……那胡志明对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，在克里姆林宫的生活会怎样看呢？我们有私邸，有别墅，那不是罪过吗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就搬出大楼，免得别人议论。要不然，我怎么有脸见他，怎么对自己的们交待。”

  而则坚持，请伏罗希洛夫不要搬出主席府。他着急地说：“你们谁都不理解我，恳请您千万别搬出去。”

  从1954年底到1958年5月，在54号房居住了整四年半。而那栋两层小楼，遵照的意见，就作为了范文同的住处。

  1958年4月，越南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主席府院内，为建造一栋新的住房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，于5月17日，即他生日的前两天搬了进去。

  还自己出钱举行了一次茶话会，感谢设计和实施工程人员，这就是著名的高脚屋。

  它是一座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，长10.5米，宽6.2米。根据的意见，小楼的外形，与抗法战争期间在越北根据地住过的高脚屋十分相像。

  楼下没有墙壁，只有几根木柱支撑，中间放有一张长桌和11把椅子，是党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。

  四周砌有约50公分高的水泥矮墙，上面铺有木板。说，这是为了少年儿童来看望他的时候，有较多的地方可坐。

  登上14阶楼梯，便来到了高脚屋楼上。这里有两间小屋，分别作为的办公室和卧室，每间的面积只有11平方米。

  办公室内有一张小桌、一把藤椅、一个台灯和一个书架。书架上面摆有多种书报、杂志，其中有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《学习》杂志和科普读物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
  书架底层还放有一台旧打字机，多年养成了自己动手写东西的习惯，简短的文字用手写，较长的文章就用这台打字机打字。

  办公室内没有沙发，任何国内官员和国外贵宾来到这里，都毫不例外地同一起席地而坐。

  隔壁的一间是卧室，内有一张宽1.2米的木床，四周装有固定的木棍，用来挂蚊帐。床面铺有凉席、被单，上面放有两个白布枕头。

  右边床沿装有三个电开关，晚上入睡前躺在床上看报，困了可随手关掉电灯、电扇和收音机。

  床边放有一个小闹钟和一个小暖水瓶，都是中国产品。床头小凳上放有一个芭蕉扇，是中国首任驻越大使罗贵波送给的。

  中国领导人周恩来、、陈毅、、郭沫若和著名诗人肖三都曾走进过的高脚屋。

  的衣柜一直放在54号平房内，里面有两套黄色中山装、一套捷克政府赠送的黑色毛呢制服、几件农民常穿的褐色无领布衫、一双用橡胶轮胎制作的凉鞋，也叫“抗战鞋”。

  冬天，会换上一套中国为他特制的丝棉衣裤。次年开春，再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将这套棉衣送回北京干洗。

  胡志明听到后说：“党的主席、国家主席穿带补丁的衣服，这是人民的福气。不要把这个福气丢掉。”

  胡志明在主席府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。清晨5点起床，健身，打太极拳和走路。

  在院内步行一圈后到54号房洗漱。一般6点用早餐，15分钟后开始工作。

  工作前，秘书要向他报告一天的日程安排。9点工间休息、读报，10点半用午餐，饭后继续读报。

  11点半收听电台广播，12点半休息半个小时。下午工作到5点，然后做些体育活动，主要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排球。

  读报非常仔细，读到重要内容，都用红铅笔划出记号，提醒自己提出解决办法。

  他还经常以“陈力”的笔名为越南党报《人民报》撰写短小精悍的文章，或表扬好人好事，或对某一件事提出批评。

  从1951年3月11日至1969年9月2日逝世，以不同的笔名为《人民报》撰写了总共1025篇短文。

  通晓多种外语，经常阅读外文报纸，如苏联的《真理报》、中国的《人民日报》、法国的《人道报》和古巴的《格拉玛报》。

  高脚屋没有卫生间和餐厅，连自来水也没有。每天要三次回到54号平房就餐。

  从高脚屋到54号平房的距离约200米。说，步行去用餐也是一种锻炼。遇有雨天，工作人员提出要把饭菜送到高脚屋来，不同意。

  他说，这样虽然自己不会淋雨，但工作人员会淋雨。你们是愿意让一个人辛苦，还是愿意让更多的人辛苦？

  的一日三餐十分简单。早餐经常是一碗粥、几块白薯，或一小片面包和一杯牛奶，有时也吃一碟糯米饭。

  两次正餐绝大多数都是三菜一汤。三菜是两咸一淡。两咸中一道是瘦肉、鸡肉或烤鱼，另一道是茄子蘸鱼露、柠檬汁，有时加一点辣椒。

  一淡是一盘水煮蔬菜。一汤则根据时令的变化，有时是白菜汤，有时是酸豆角汤。三餐中间有时喝一杯牛奶。

  从不吃生菜。他最喜欢吃加一点儿姜丝的干烧鱼。主食只吃两小碗米饭。要求炊事员掌握好饭菜的数量，争取做到每一次全部吃光。

  如有饭粒掉在饭桌上，他肯定会拣起来吃掉。饭后一般是吃一个香蕉，或一个橘子，有时也吃一个苹果。

  一次，厨师特意做了一道“鸡蛋肉饼”给改善伙食，心想一定会多吃一些。

  但饭后发现，这道菜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。厨师感觉到很困惑，又不便当面询问，便托的秘书帮助了解个中缘由。

  事后秘书告诉厨师说，很喜欢吃“鸡蛋肉饼”，只因那份肉饼太大，如吃不完剩下一半，别人不好处理，会造成浪费，所以只好不动筷子。

  有人觉得应让吃得更好。说，他并非不知道有更好吃的东西，但要看何时。在人民还很穷、许多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，我们在首都河内怎能忍心吃得太好？

  经常嘱咐厨师要精打细算，要保证营养和简朴，保证卫生，不多不少，每餐都吃光，不要剩下。

  每次请人吃饭，都事先向厨师和工作人员打招呼，要把开支算在个人的账上。

  的个人开支由三位秘书分别负责。武期负责监督执行情况。瞿文烁负责保管存折和记录开支项目。黎友立负责存钱和取钱。

  1965年的一天，获悉他的堂兄阮生梅病故，又无法前去奔丧，便让秘书黎友立从存折中取出200盾，寄回的家乡。

  一次出席苏共党代会，对方送给一笔零用费。立即让秘书武期将这笔钱交公。他说，这样的钱应该归公，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。

  1967年夏的一天，看到巴亭会堂屋顶上的高炮防空部队战士，正在烈日下值勤，便通过秘书武期，让秘书黎友立到河内麻市街储蓄所，把自己存折内的存款全部取出来，送给国防部给值勤的高炮防空部队购买饮料。

  逝世后黎友立说，当时他如果在取款时只象征性地留下几角钱，便可以把存折保留下来，送给胡志明博物馆，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。

  存折上的钱包括两部分，一是个人工资除去吃用等开支的余额，二是给报刊撰写文章的稿费。

  孑身一人，没有妻室子女。抗法战争期间，越南领导人曾有意将一位优秀女青年安排在胡志明身边，帮助整理文件和做些服务性工作，希望双方逐渐培养感情。

  但胡志明不为所动，总是对女青年说：“我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工作吧。”

  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他没有成家的原因。他说：“年轻时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，相貌也不算难看，走到哪里都曾有女青年注意过自己，或表示过愿意结为终生伴侣。我也和其他单身男士一样，有娶妻成家的权利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谁也不能禁止。”

  “之所以没有成家，是因为当时我身在异国他乡从事秘密活动，经常颠沛流离，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回国干革命，把祖国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。为此就必须极为保密，到处奔波，让自己躲开敌人的视线，才能从事革命活动。”

  “一旦成了家，通常情况下就会有妻室跟随，很难保守秘密。在法国期间，法国的曾劝我成家。在中国期间，周恩来、朱德和其他也曾劝说我成家。我向他们说明理由后，他们都表示能够理解。”

  “回国后和全国人民一道忙于准备八月革命，1945年新政权成立后，来不及喘息又投入了长达九年的抗法斗争。”

  “在那些年月，、祖国阵线和妇联的，确曾为我物色过他们都以为合适的人选。但我想，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越北根据地的党中央和政府，看我们如何领导人民争取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。如果人民得知在这样战火激烈的时刻，胡志明主席在越北战区娶了老婆，他们不免会产生种种想法，影响抗法的决心。”

  “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，北方刚刚恢复和平，着手恢复和发展经济，不久又要和南方人民一道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。而这时我的年龄也大了，便把全部精力集中投入了革命和抗美斗争……”

  说：“你们都了解了我的情况。以后还有谁问我为何没成家，你们就帮我做些解释工作。”

  特别喜欢孩子。抗法战争期间，救助伤员的工作异常紧张。一次，著名外科医生武庭颂在抢救一名伤员时，发现躺在手术台上的竟是自己的儿子。

  但由于失血过多，他未能把儿子抢救过来。胡志明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便给武医生写了一封亲笔信。

  信中说：“获悉您的儿子为祖国壮烈牺牲了。您知道我没有家庭，也没有子女。祖国越南就是我的大家庭，所有越南青年都是我的子女。失去一位青年，就如同割去我的一段肝肠。”

  “您的儿子和其他青年一样，是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的。他们为我们民族和子孙后代增了光。祖国和人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他们。”

  “您把最宝贵的财产儿子献给了祖国，相信您会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保卫祖国的战斗。您儿子的在天之灵，也会感到欣慰。”

  在越北战区，一次，到长征家里坐坐。长征夫人正在与小女儿玩耍。

  那时小女儿尚不懂事，见家里来了陌生人，便哭了起来。长征夫人怕影响两位领导谈话，赶忙把小女儿抱到别的房间。

  又一次，长征的夫人带着小女儿去看望，并有意把女儿留下来，陪胡伯伯玩耍。

  小女儿很高兴，但到傍晚便哭着要找妈妈。挽留不住，只好在暮色中目送小女孩远去。望着小女孩的背影，流下了泪水。

  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谁都想有温暖的家庭生活。革命者是感情丰富的人，更懂得珍惜家庭生活，只是没有合适的条件，没办法实现，只好忍受。”

  1963年，吴伦率越南体育代表团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，并带去了给苏加诺的亲笔信。苏加诺在接见了吴伦，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。

  苏加诺在询问了越南抗美斗争形势和的健康情况后，问吴伦：“成家了吗？”

  苏加诺说：“我诚恳地对你说，如果你们不能为物色到合适的夫人，我们夫妇将出面张罗这件事。”

  吴伦为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的盛情所感动，但这件事关系重大，而且如此突然，只好表示感谢并允许向报告。

  点头说：“苏加诺总统如此关心我，说明他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情。但我已经老了，南方人民正在抗击美国侵略，我不成家对革命更有利。”

  范文同总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，他和中央几位，最终未能给物色一位终身伴侣，是他们最大的憾事。

  吸烟是的惟一嗜好。但60年代中期以后，由于健康原因，根据医生的意见，开始戒烟。

  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从小吸烟，已成为了习惯。现在戒烟虽好，但不容易，请你们帮助我改掉这个坏习惯。”

  接着，制订了逐步戒烟的计划。起初是减少每天吸烟的数量，想吸烟时便去办另外一件事，借以转移注意力。

  但毕竟年事已高，养成一个习惯和改掉一个习惯都不容易，都需要有非凡的毅力。

  为此，让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个盛放盘尼西林注射粉剂的小瓶，每次只吸半支烟，把另半支放在那个小瓶里，让其自行熄灭，过一会儿，拿起来再吸。

  1968年3月初，患感冒并有轻度咳嗽。这时决定彻底把烟戒掉。

  几天后，工作人员把整包香烟摆在的办公桌上，但一动未动。经过连续一周的观察，工作人员便不再给放烟了。

  当团中央武光向汇报工作时，告诉他说，自己已经把烟戒掉了，让武光劝年轻人也不要吸烟。

  后来，还为此写下了一首诗：戒烟戒酒已数年，无灾无病似神仙，喜闻南方传捷报，一年四季皆春天。

  1946年初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：“我丝毫不贪图功名富贵。现在我担任国家主席，是因为接受了同胞们的托付，必须努力去做，就像一名士兵奉国民之命奔赴前线一样。”

  “什么时候同胞们让我告退，我将十分高兴地告退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一个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完全独立，我国人民获得完全自由，每个同胞都有饭吃、有衣穿，孩子都有学上。”

  “至于我自己，我将建造一间小屋，周围有清山绿水，可以钓鱼、种菜，终日同砍柴的老人和放牛的儿童结为朋友，与名利不发生任何关系。”

  前越南总理范文同曾说：“没有一点属于自身个人的东西。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。国家的最高利益、人民日常的切身利益就是他终日思考的问题。的家就是越南这个大家庭。”

  逝世后，高脚屋作为革命文物对外开放，供国内群众和国际友人参观。凡是到访的中国代表团、考察团或旅游者，几乎都有一项重要的日程安排，就是参观胡志明故居。

  为了保护这栋历史建筑，越方在高脚屋外围修建了铁制楼梯，参观者从铁梯上就能清楚地看到高脚屋的内部陈设。

  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访问越南后，曾用六个字来评价胡志明的一生：“简朴、清廉、孤独。”

  胡志明主席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，却丝毫没有大官的架子。他始终平易近人，时刻关心百姓的疾苦，尽管他逝世已四十多年，如今人民仍在回忆他一桩桩感人的故事。

  胡志明对部队战士怀有深厚的感情。他挂念着驻在山区的战士没有御寒的冬衣，便将老百姓送给他的丝绸衬衣拿去拍卖，用换来的钱买棉衣送给部队战士。

  他常说：“战士尚未能吃饱，我吃饭又怎能香甜？”又说；“战士还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我能穿上这样的衣服就很满足了。”

  当时河内的天气格外闷热，对秘书武期说：“天气这样闷热，在巴亭会堂楼顶值勤的防空部队战士怎能承受得了？他们喝的水够用吗？请你到现场看看，回来向我报告。”

  武期来到巴亭会堂楼顶，看到那里有一个高射机枪组在值勤，周围修有工事，但很简陋，如遭到敌机轰炸，肯定会有伤亡。

  武期回来后，向作了汇报。当即给总参谋长文进勇打电话：“你们为啥不给值勤的防空部队提供饮水？我还听说在巴亭会堂楼顶值勤的防空部队战士，他们的工事非常简陋。你要立即设法把那里的工事加固，保证战士值勤的安全。”

  说着，让武期取出他的存款折，看看还有多少钱。虽说的工资标准属全国最高，但每月也仅刚够开支。

  他给报刊写了许多文章，有时一年多达上百篇，所有的稿费都由主席府办公厅负责记在的存折上。

  抗法战争期间，每到春节，便用全部稿费存款购买猪肉，分给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。

  武期看了存折后说：“报告主席，存折上还有25000盾（当时折合60两黄金）。”

  说：“你马上把这些钱取出来，送给总参谋部，就说这是我捐赠的，用来给值勤的防空部队战士购买饮料，不是只给在巴亭会堂楼顶值勤的战士，而是给在全北方值勤的防空部队战士。如钱数不够，就请当地有关部门给些资助。”

  后来，防空部队司令部向主席府办公厅报告说，已经用的捐款，为全北方防空部队购买了足够一个星期使用的饮料。

  每逢春节，都要在除夕之夜去看望百姓。对于去哪个家庭从不做事先安排，而是走到哪里临时决定。

  1962年除夕，走进了女主人阿信的家。当时，阿信正担着水桶从小巷走回家。

  询问家里的情况，得知阿信早年丧夫，独自一人拉扯四个孩子，缺吃少穿，孩子们个个失学，家徒四壁。

  阿信流着泪说：“没有一点过年的东西，全家只剩下一罐米，等大年初一给孩子们熬粥。所以直到年末还得给人家担水，挣点儿钱给孩子们买点儿什么。”

  听后十分激动，一边把礼物送给孩子们，一边说：“努力把孩子们抚养好。”

  回到主席府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一些领导人带着家人来给拜年，看到并不高兴，顿时都安静了下来。

  把刚才在阿信家看到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后说：“我们手里有了政权，但没有贴近群众，没有很好地为人民服务。”

  第二天上午，把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（市长）找来，批评市政府工作不深入，不懂得动员群众互相帮助。有了政权而不去接近群众，不了解群众。特别强调说：“这是干部的罪过。”

  1997年7月越共杜梅访华期间，曾走访了昆明市郊的几户农民家庭。在一个家庭中，杜梅同主人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。

  杜梅叮嘱说：“你今后不管给谁盖房子，都要保证质量。给本村盖房子要保证质量，给别的村、别的县、别的省盖房子，也要像给自己盖房子一样，要全力以赴，保证质量。”

  主人激动地表示，一定牢记杜梅的嘱托，不管到哪里盖房子，都一定保证质量。

  2000年，越共黎可漂的儿子结婚。黎可漂不愿大操大办，脱离群众，只给儿子安排了一桌酒席，没有请更多的亲朋，并且黎可漂本人也没有到场，避免产生负面影响。

  越南国会代表产生后，都要把名单连同家庭住址在报纸上公布，即使是国家领导人，也要把家庭住址公布出来。

  胡志明以通晓多种外语著称。他出生在一个儒生家庭，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。

  后来又到英国和法国从事革命活动，学会了法语和英语，60岁以后又开始有效学习俄语。

  美国史学家斯坦松经过考察后说，胡志明总共通晓12种外语。其中当以法语和汉语水平最高。

  胡志明同、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交往甚密，见面时经常是直接用汉语交谈。

  他还多次用中文给中国领导人写电文和便条。如1957年7月8日胡志明给毛主席的中文电文说：“亲爱的：我于本月6日下午到达北京，与中央政治部（注：越语中称政治局为政治部）们见面，今天8号上午往平壤去。敬祝您健康。志明电。”

  胡志明还善于用中文写诗。1942年8月至1944年9月，胡志明在中国广西被当局逮捕、关押。他在狱写下了133首汉文诗，谨举一首为例。

  胡志明对中国的唐诗很有研究，经常借用其中的某些诗句，并稍加改动，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。

  20世纪60年代，中苏关系彻底决裂，中方严厉批判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。但越南领导人则主张要努力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。

  1962年9月，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越南。代表团回国前夕，胡志明举行晚宴为代表团饯行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强调“越中两党、两国的关系是团结、团结、永远团结。”

  他特别引用了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诗《芙蓉楼送辛渐》中的半句，加上自己发挥的半句说：“北京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  学习外语十分刻苦。他回忆在国外学习外语的情景说：“我感觉到很需要外语，但学习的条件十分困难，没有老师，也没有教科书。而且要一边从事繁重的劳动，一边争取时间学习。”

  “为了熟记外语词汇，我把一些单词写在手心上，当给客人端菜或洗碗的时候，便一边干活一边背读。如忘记了便看一下手心，等手心上的字迹模糊了，也基本上熟记了。就这样不断学习。”

  此外，还大胆练习外语，只要有机会接触外国人，便想方设法同对方交谈，不怕讲错。如不能表达便向对方请教。

  还多次利用不一样场合，鼓励人们学习外语。一次，问越南的翻译干部：“你们知道要想当好翻译，首先要学好什么吗？”

  听后说：“你们说的都对，但不完全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好本国语言。”

  “要想外语好，并非只有读、听、写，还要学会用外语思维。要让外语渗透到脑子里，才能真正学好，才能翻译得快，翻译得准确。如果等耳朵听到后，再寻找合适的词汇翻译出来，就会很慢，很难熟练。要是先给自己当翻译，然后再翻译给别人听，怎能翻译得快？”

  根据自身的体验，经常鼓励人们学习外语。他说：“学习外语必须持之以恒，不能急躁。要连续训练和实践，培养自己生动、有效地使用外语的技能。”

  “如果我们每天学5个单字，那么100天就能学500个单字，6个月就能学900个单字。学会了900个单字，我们便可以阅读所学的这种文字的报纸。这样，我们要掌握三四种外语的愿望并不难实现。”